林業論文

文化空間視域下揚州古典園林文化空間結構及其對揚州新城市建設的啟示

2021-06-04 09:12:57 xueshulunwen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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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揚州古典園林久負盛名,其獨特的風格在中國園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依據文化空間理論,揚州古典園林的文化空間可分為原初文化空間、詩意化文化空間和審美文化空間三個由物質形態直至本質的逐次遞進的結構層次。作為運河沿岸重要的歷史文化名城,揚州在新城市規劃建設中應借鑒古典園林的文化空間結構,有效提升城市文化品位,營造一個舊城保護開發合理、新城充滿現代活力、宜居宜游的空間環境,圍繞建筑、公園主題營造文化空間,使詩意化表達成為城市文化空間創造的主基調,以強化局域主題文化空間之間的詩意化串聯與歷史記憶。


  《現代城市》雜志是浙江大學城市學院主辦的科技期刊,自2006年底創刊以來,經歷了4年多的發展,在報道現代城市發展與科學研究方面逐漸形成了自己的風格和特色。


  作為歷史文化名城,揚州有著2500年的歷史,因運河漕運和鹽業而經歷長時期的商貿和文化繁盛,明清與民初至巔峰,是中國東南部經濟和文化重鎮之一,可謂富甲天下、人文薈萃。揚州古典園林素負盛名,以何園、個園、汪氏小苑等為代表的私家宅園和以瘦西湖等為代表的城市園林,以其獨特的風格在中國園林中占有重要地位。


  20世紀后半葉,文化學研究的興起有力地推動了建筑設計、城市規劃、地理學等空間學科與人文學科的交叉和滲透,學者們開始將這些被傳統研究定義為純物理性的空間同社會活動、社會力量的產生與發展相聯系,指出這些空間具有社會屬性,并從文化的生產運作、價值內涵與符號意義等視角來考察空間及其與文化、政治、日常生活和消費等之間的關系;認為空間本身也是一種特殊的社會生產要素,可稱之為“文化空間”。文化空間的提出,將設計藝術與社會經濟、政治、文化之間的深層次關系相關聯,極大地拓展了設計藝術的視野。本文擬以此理論為指導,闡述揚州古典園林文化空間的三個結構層次——原初文化空間、詩意化文化空間和審美文化空間,指出這一結構是由物質形態直至本質的逐次遞進的結構關系,以期對揚州和其他歷史文化名城新城市建設提供一定的理論與實踐參考。


  一、揚州古典園林的文化空間


  自宋始,由于文人的主動參與,中國古典園林正式進入文化思想表達的時代。明清兩代,因漕運興盛和鹽業繁榮,揚州再次成為中國東南部一個商賈云集、文人匯聚的中心城市。加之康熙、乾隆兩帝均在六次南巡中多次臨幸駐蹕,以個園等為代表的眾多私家園林和以瘦西湖為代表的大型城市園林由此而興。同時,揚州城市街區和私家宅園建設,揚州畫派、揚州玉器雕刻、雕版印刷、揚劇,以及揚州學派等進行的一系列文化生產活動也因經濟的繁榮而呈現一派活力。


  在此背景下,具有較高文化素養的鹽商、文人雅士和官僚階層熱情參與空間設計,將城市空間由居住、商貿往來的屬性,逐漸拓展為集官、商、貿、居、游于一體,城市與山林一體,居住與園林一體的空間形態。這一新的城市空間樣態實現了建筑空間、園林空間和其他公共空間的高度融合,逐漸突破了自宋以后文人私家園林崇尚的“獨樂”和“隱逸”的文化主題,將園林空間生產的意向、意圖、意匠指向人對自然、社會、生命終極意義的思考。這種本由建筑、山水、花木等組合而成的園林空間,因文化要素的系統植入與運用,極大地拓展了文化空間生產的視野和結構層次。


  “雖由人作,宛自天開”(《園冶》)是明代著名造園家計成在總結中國園林藝術文化空間生產創造時所提出的務求必達的境界。即是說,園林空間的營造,在模山范水中,并非只是對自然景觀的簡單模擬,將自然山水局部之景進行縮小移植,而是要求造園者能夠從各種自然山水之妙境中得到啟迪,從中攝取眾妙之精華,最終形成一個既有自然之象而又非自然之象、毫無人為雕琢痕跡的空間——“宛自天開”的人化空間。這一空間生產之法就是老莊所倡導的“道法自然”之學。老子在《道德經》中云:“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盵1]這里所說的“域”指的就是宇宙空間,宇宙空間中的道、天、地、人是一個彼此相關聯的自然與社會的總體性存在。揚州園林文化空間的生產,其實質就是那個時代以鹽商為代表的社會群體對中國傳統文化天、地、人關系的文化性體認。由此,這一特定文化空間便具備了傳統意義上文化空間所共有的可認識性和非可認識性的基本特征。所謂可認識性,就是指它是包含各種文化和藝術要素的真實性存在,是人可以直接觸摸和感受到的存在。所謂非可認識性,則是因為這一空間在生產創造過程中將時空、人事融為一體,共同建構了一個具有完整文化意義的敘事空間,這種空間敘事要求只有所有在場參與者以其全部情感投入,充分地擁抱場景,才能感悟到它的存在。王振復曾用“建筑即宇宙,宇宙即建筑”[2]來高度總結中國傳統建筑文化空間生產的特點,這句話也可以用來概括揚州古典園林文化空間的時空文化特質。


  二、揚州古典園林文化空間結構層次


  揚州古典園林文化空間包括三個既相互獨立又相互關聯且依次遞進的結構層次。


  1.原初文化空間


  原初文化空間是園林文化空間的基本結構層次,是空間生產者運用園林營造技藝特殊語言(園林空間中單體造園要素)而創造出的原初性物理空間,其要義在于對自然之實景的攝取與模仿,表達造園者對自然意境以及人與自然關系的哲學思考。


  揚州古典園林空間的生產者(設計者和建造者)們,在“模山范水”的空間建構中并未止步于對自然山水的簡單模仿,而是形成與自然山水相似的原初性物理空間影像,在求實(可視的原初文化空間形態)中不以實(可視的被模擬的原初空間形態)求之。揚州古典園林空間生產者充分運用山石的形態與色彩、植物的形態與季相、建筑的造型與色彩、水體的體量與曲直,以及背景的景物、景色,通過園林原初性物理空間在平面的鋪開與組織,將原本僅具物理意義的空間延伸至對傳統文化中宇宙、人倫和民俗風情的闡釋。例如,被譽為“清初四僧”之一的大畫家石濤筆下的個園“四季山”,春山利用碧竹與石筍來表現春之萌動;夏山利用青灰湖石的嶙峋和流水,來彰顯夏日的奇峰疊嶂和云卷云舒;秋山則巧用黃石的厚重粗獷和漫山紅葉,描繪出“秋山明鏡而如妝”的圖景;冬山則倚墻疊置潔白圓渾的宣石(雪石),南面高聳的灰色磚墻上留有數個圓形漏窗,借高墻與庭院火巷(揚州古民居中建筑群與建筑群之間交通與防火功能兼具的通道)狹長空間形成的氣流變化,穿過漏窗而使人產生北風呼嘯的身體感受。加之宣石內所含石英,迎光閃閃發亮,形成北風呼嘯、漫天飛雪的意象。揚州古典園林空間生產者通過償水相土、仰觀俯察之法來展現“法天地,象四時,順于仁義” ( 《史記·日者列傳》)之法,以期“與天地相似,故不違”(《易·系辭上》)之功用,從而進入了宇宙自然之秩序和生命的倫理之道——“萬物不傷,群生不夭”(《莊子·繕性》)。這種對宇宙自然生生之美的再現,是揚州園林文化空間生產者對人的生命生生不息共同屬性的體認。這樣一來,人們可以從這些有限的設計要素中體悟出宇宙天地和人的生命世界的生生不息的精神,回歸到與宇宙自然的共同律動來達到對自我精神世界的超越。


  2.詩意化文化空間


  詩意化文化空間,強調在園林原初文化空間的基礎上,利用造園語言(造園要素和方法)對揚州地域的民俗、民風、主流文化和空間生產者群體價值觀念進行詩意化敘述。


  如果說園林空間生產者秉持“求實不以實求之”的營造理念,是基于對中國傳統文化中宇宙秩序、生命倫理秩序的共同認知,進而將自然的園林原初性物理空間轉化為人化的原初文化空間,還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的話,基于揚州地域文化與社會群體性價值取向的裝飾藝術與時空組合的出場與參與,則成功地完成了園林原初文化空間向詩意化文化空間的轉向。


  趙士林認為,中國詩性文化有兩個系統,一個是以政治倫理為深層結構的“北國詩性文化”,另一個是以審美自由為基本理念的“江南詩性文化”[3]。對于“江南詩性文化”,筆者認為其濫觴于魏晉而興盛于兩宋,其要義更多地凸顯了一些超越實用性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審美創造與詩性氣質,以及追求個體生命在更高層次上自我實現的需要[4]。揚州因獨特的開放性地域文化特征,其園林文化空間生產直接擺脫兩宋以來對“隱逸”“獨樂”的糾纏,以更具開放性的“顯”與“眾”的介入,來打破封閉已久的“隱”與“獨”,或將“隱”“獨”與“顯”“眾”并置于同一空間,或將時空并置,建構起多元的園林詩意化文化空間。汪氏小苑正廳“春暉室”懸掛小篆長聯“既肯構,亦肯堂,丹雘塈茨,喜見梓材能作室;無相猶,式相好,竹苞松茂,還從雅什詠斯干”,出自《尚書》《詩經》,將家庭和睦的兄弟們一起吟詠著《斯干》、聯手建造房屋這一圖景展示在空間之中,來詩化般地期冀當下和未來汪氏家族的和諧興旺。汪家后院小苑,一面南北矮墻將空間隔成兩部分,向西有靜瑞館,向東有廚房和儲糧區,月洞門朝東,上刻有“迎曦”兩字,寓意早晨太陽從東邊升起、陽光最先灑向小苑。越過月洞門進入小苑西部,回頭望見月洞門上題有“小苑春深”,苑內小徑通幽、花木蔥郁,不大的小苑將詩意化的生活展現得淋漓盡致。這種用空間來主導時間,將時間進行空間化,將人對界內文化空間的生存體驗上升到對生命價值意義的追問。這種對空間意蘊的詩性化拓展,使空間成為“空間的人化”或“人化的空間”,由此,空間因具有了生存性體驗的特征,具有了審美的文化意蘊。


  3.審美文化空間


  審美文化空間,以園林文化空間為場域,使所有參與者通過對原初文化空間和詩意化文化空間的感受性體驗,與園林空間文化意境產生情感上的共鳴,并進一步在精神層面對園林文化空間進行審美再創造。


  明清時期,富甲天下的揚州鹽商群體是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和準資產階級的重要代表,作為一股新興社會力量,他們長期在傳統道統觀念和資產階級自由意識形態的沖突中徘徊掙扎,這也成就了那個時代揚州地域文化的基本特征。正是這一特殊文化背景,使揚州古典園林文化空間營造在詩意化的基礎上,還兼具鮮明的“北國詩性文化”特征。這種審美文化空間的創造,就是通過地域文化的充分介入,來完成對古典“禮”“樂”意蘊的再敘事,從而展現出一個有別于他者的、充滿自身地域文化特色的審美文化空間。


  揚州地域文化,一方面,恪守中國傳統文化經典儒學所強調的將“自省”“踐仁”“盡心知性”作為修身的最高境界和人生的唯一歸旨,認為只有有效地打通天道、天命、仁與性的蔽障,才能超越現實客觀世界空間,由此進入主客相融、物我一體的審美文化空間,最終實現得“道”的“樂”境;另一方面,以鹽商為代表的揚州園林文化空間生產者們在突破宋以來私家園林“獨樂”的審美藩籬過程中,以相對開放的心態,無論是城市園林還是宅園合一的私家宅園的文化空間創造,在對自身生命“樂”的關注中,將“群樂”作為追求精神與肉體、物我與時空的終極審美境界。個園“宜雨軒”前的明柱懸有“朝宜調琴,暮宜鼓瑟;舊雨適至,今雨初來”的對聯,把原本屬于文人專有的“時間體驗”轉化為詩性化的“空間意識”。而園中“暗水流花徑,清風滿竹林”“秋從夏于聲中入,春在寒梅蕊上尋”等對聯,則讓人以經驗的物性空間作為觸發點或感知基礎;“竹宜著雨松宜雪,花可參禪酒可仙”“物外閑身超世綱,人間真樂在天倫”的對聯,則以現實空間與想象或回憶空間相交織,建構起跳出政治中心之“道”和文人之“獨樂”,轉向人在現實空間中通過對自然和吃、喝、玩、樂等感官性體驗的言說,刻意地回避了“驅之向善”追問的凝重,將人的視線直接引向對在場生命意義的當下追問。這些均以物質空間作為審美空間的觸及點,把人對時間的生命體驗導向了詩意化的空間意識。


  三、古典園林文化空間特征對揚州新城市建設的啟示


  大運河歷史上曾貫通南北,在推動中國經濟政治發展進程中起到過重大作用,如今作為世界文化遺產而為后人留下永久的記憶。作為運河沿岸重要的歷史文化名城,揚州如何積極融入“一帶一路”建設之中,并將其轉化為驅動地方經濟文化發展的一股重要文化動能,在新城市規劃建設中有效提升城市文化品位,營造一個舊城保護開發合理、新城充滿現代活力、宜居宜游的空間環境,是城市文化空間創建者必須直面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


  關于歷史文化遺產保護,聯合國于1964年制定的《保護文物建筑及歷史地段的國際憲章》


  提出建設性建議,“補足缺失的部分,必須保持整體的和諧一致,但在同時,又必須使補足的部分跟原來部分明顯地區別,防止補足部分使原有的藝術和歷史見證失去真實性”,強調其“留白”[5]在空間再生產中的意義與作用。也就是說,在文物保護修繕過程中,應使古時遺留的建筑部分和為保護遺產新建的部分進行明顯的顏色等方面的區分,讓建筑新舊部分一目了然。該憲章雖主要是針對文物古跡的保護提出的建議,但其對歷史文化名城的新城市建設,如何有效地借鑒前人文化空間之創造方法,保持文脈的延續和城市的現代性,仍具有一定的啟示。


  揚州城區沿東西方向目前明顯存在老城、次新城和新城三個文化帶,無論建筑還是景觀形態都明顯存在歷史記憶。揚州新城區近年來發展迅速,其建筑風格以現代、后現代為主,密度小、景觀綠化面積較大是其主要特點。如何圍繞這些單體建筑體量巨大的現代、后現代建筑進行景觀綠化設計建設,照搬西方幾何形景觀和傳統園林景觀顯然均是不可行的,于是有學者提出讓揚州園林走出封閉環境展現在一個開放的場域中。對于如何走出來并加以實施,筆者以為學界首先應該從學術角度做出回應。在充分研究揚州古典園林文化空間內在結構特征的基礎上,結合揚州歷史街區、古民居宅園建筑文化空間結構,我們提出如下建議。


  1.圍繞建筑、公園主題營造文化空間


  當代城市公共文化空間建設的景觀主題已經發生深刻變化。過去無論以瘦西湖為主體的城市山林還是大量的私家宅園,由于用于居、商、游的建筑體量較之景觀要素差異不大,人們的審美關注點也不以建筑為主,因而能很好地將其納入園林中進行整體性的審美空間創造。當代建筑無論何種功能,因其明確的建筑功能和巨大的體量,已經成為一個場域中的審美主體,環境景觀在此只能處于次要地位,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所以,圍繞以建筑主題意象為中心的環境景觀意境的創造成為一種必然趨勢。同時,大眾文化的興起,以及歷史文脈的碎片化、快餐式審美、西方設計思想的傳播,必然會影響到環境景觀的設計。景觀設計要素隨之會發生相應變化,除傳統園林設計要素外,西方園林藝術中的幾何化植物、帶動力驅動的水體、光環境等不可避免地會引入到環境景觀設計中來。


  近年來,政府相關部門已經意識到這種新變化,在土地資源日趨緊張的情況下,依然修建了三百余處主題公園,但處于大眾審美視域中的更大面積的公共景觀空間建設尚需進行主題性文化空間的創造,引入文化空間結構理論并開展研究與實施是破解公共環境碎片化難題的必要手段。要想使城市的建筑、公共環境空間、主題性公園有效地形成一個具有歷史文脈的整體性文化空間,就需要城市主管部門開展包括建筑在內的新城市文化研究,提煉出城市區域化新文化主題,圍繞城市文化主題來進行包括建筑、街區景觀、主題公園文化空間的創造。


  2.詩意化表達應成為城市文化空間創造的主基調


  城市公共文化空間的創造,無論建筑、景觀主題和設計要素如何變化,其根本目的在于詮釋當代人對天、地、人關系的認識。


  近年來,揚州市政府主管部門在城市主題公園的建設上做出了大量的努力與嘗試,取得了顯著效果。目前全市已建的三百余處城市主題公園中,基于揚州非物質文化遺產主題的達數十個,得到業界和民眾的廣泛認可與好評。但所存在的問題也日益凸顯,各主題公園雖有特色鮮明的個性化主題,但缺乏一個共同的文化背景,難免使人產生碎片化感覺;受現代景觀設計理念的影響,過于重視形式的視覺美感,忽略了人們在游玩過程中的詩意化審美體驗。


  景觀園林化是城市文化空間詩意化的可嘗試路徑之一,可以充分借鑒古典園林處理原初文化空間、詩意化文化空間和審美文化空間之間辯證關系的成功方法,尤其是在景觀文化空間詩意化創造中,關注傳統園林藝術中如散點透視、借景、以小見大、無盡、季相等由象生意、由意生境的創造方法。景觀文化空間的設計者既要滿足當代人的大眾化審美需求,也要引導參與者通過對詩意化文化空間的深度體驗來領悟傳統地域文化對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宇宙與生命終極意義的追問,進而完成對真、善、美追求的詮釋。


  3.強化局域主題文化空間的詩意化串聯與歷史記憶


  由單體建筑與其相應景觀構成的每一個局域主題文化空間,顯示出不同的獨立品格,這就是一種借鑒古建筑修復的現代化“留白”。


  目前影響局域主題文化空間詩意化表達的因素頗多,如串聯局域主題文化空間的街區道路、廣場、小區命名洋名泛化,讓人不知所云。作為古代繁盛的商貿和文化重鎮,歷史上文人墨客留下無數歌詠揚州的詩詞名句,以及大量的非物質文化遺存,這些應成為街道、廣場、小區等空間命名的豐富資源,以喚起人們對以往歷史的美好記憶。


  如何將每一個局域主題文化空間通過富于歷史記憶命名的街區相關聯,創造出一個詩意化的新城市文化空間,成為運河沿岸歷史名城文化空間創造者的歷史使命。人們在游覽這個新城市文化空間的過程中會步移景異,穿越時空,品味歷史文化與現代文明的交相輝映,由流動的時空來體認天地之美。


  質言之,對于歷史文化名城揚州新城市建設來說,如果以文化學視角來加以審視,就應當在城市文化空間生產中通過借鑒古典園林文化空間建造處理原初文化空間、詩意化文化空間和審美文化空間之間的有機聯系,來表達對宇宙自然、社會和個體價值的共同體認,綜合性地解決舊城保護、新城建設中文脈的延續和現代化的矛盾,擺脫城市現代化進程中“千城一面”的同質化現象,使人們真正詩意化地棲息于“天人合一”的城市空間之中。同時,詩意化地棲息于人類自我的精神空間之中,也是揚州新城市文化空間建設的要義所在。參考文獻:


  [1] 朱謙之.老子校釋[M].北京:中華書局,1984:86-87.


  [2] 王振復.中國傳統建筑的文化精神及其當代意義[J].百年建筑,2003(Z1):6.


  [3] 趙士林.江南城市與詩性文化[J].江西社會科學,2007(10):185.


  [4] 趙克理.揚州東關街區古民居建筑文化空間的三重影像[J].西安建筑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3):68.


  [5] 葛劍雄.大運河歷史與大運河文化帶建設芻議[J].江蘇社會科學,2018(3):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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